3月27日下午在博鳌的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一场关于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的重量级讨论显得十分及时和应景。参与讨论的嘉宾既有自贸区的顶层设计者和参与者，海内外的实践者和长期关注这个话题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

他们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中国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中国天津市副市长金湘军、中国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唐文弘、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元喜龙和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ADGM）金融服务监管局首席执行官邓伟政等。

自贸区和自由港的战略重要性

周小川副理事长指出，通过设立自贸区和自由港进行摸索和试验，由点及面地推广和复制，不仅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是实现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经济开放的内在要求，更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坚定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和积极探索。

李保东秘书长认为，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意义在于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开放道路。自贸港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陆运输中转站，而是优化资源配置、投资贸易一体化的综合贸易先行区。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专门就建设高质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了课题组，为自贸港的设计提供智力支持。

顾学明院长认为，自贸区和自由港各自侧重点不同，自由港不是自贸区的升级版。现有的12个自贸区各自承担着与自身城市功能相关的一些特殊使命，以单项试验为主，并不是系统集成性的创新。自贸区的根本要求在于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自由港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形态，将通过引进一整套崭新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以更高更广的国际视野来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它本身就标志着以制度和规则开放为主的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自贸区的实践和经验

唐文弘司长以创新、特色和硬核来形容自贸区试验6年以来取得的进步。11个自贸区在简政放权，实施负面清单，促进贸易便利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的39项要求已经在自贸区全内面实施。上海自由贸易账户总量已达到7.2万个，总金额25万多亿，金融开放成绩颇丰。

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和天津市副市长金湘军在讨论中分别介绍了两地自贸区4年来的建设成果。欧阳卫民说，广东省自贸区的成果体现在制度创新、政府改革和便利化措施三方面。作为全国营商环境最好的省市之一，广东自贸区创造了456项制度创新，3项成为全国案例得以推广。进出口通关时间分别压缩到20小时和5小时，费用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贸区便利措施对于企业家、尤其是外资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金湘军副市长强调了天津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一基地三区”的定位和作用。天津港已启动单一窗口、智慧港口等建设，整体通关时间压缩了近1/2，通关效率接近新加坡水平。秉持着先进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天津正在将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部分方法复制到雄安新区，将来也将与长春等对口城市加强合作。

海南自由港

海南自由港建设的进展和远景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毛超峰副省长在会上特别展示了博鳌超级医院刚刚用于临床手术的微型心脏起搏器。超级医院作为国内唯一一家被允许使用海外上市医药器械的医疗机构，已创造了包括植入世界最小最先进的心脏起搏器在内的十一个“全国第一”。海南通过“1+X”模式，打破医疗机构间的隔阂和围墙，以超级医院为基础，通过提供制度、设施和服务优势，吸引国内顶级专家团队入驻海南，大大弥补了海南本地的人才短板，使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在海南生根发芽。总的来说，海南正在学习现有其它自贸区的宝贵经验，与本土特色相衔接，探索有利于自由港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将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列入今年的工作计划中。毛超峰表示，他最大的期望是未来一年内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迟福林院长认为，长期来看海南自由港的竞争力来源于土地储备、泛南海经济合作以及服务业、教育业和物流业的潜力。海南在服务贸易水平的起步较低，2018年海南服务贸易总额只相当于新加坡的0.8%，香港的1.6%。海南要探索建设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的中国贸易自由港，需要与此关联的政策和体制支持，比如考虑和香港合作从免税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入手，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陈峰董事长指出，海南能够孕育出海航这样的世界级公司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政府在海航成立初期冒风险试水股份制改革。在自贸区和自由港建设中，海航可以肩负起三方面的任务。一是打造以海南为中心畅通世界的国际航空网，二是提升省内机场和航空配套产业的基础设施水平，最后还要争取在海南省尝试放开八大航权，配合离岸免税消费设施，使海南成为比肩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南太平洋枢纽。

制度建设和风险防范

多位讨论嘉宾都提到了制度建设在推进自贸区和自由港工作中的重要性。

曹远征指出，当今世界对自由贸易的理解正发生变化，衡量成功的标准是营商环境的改善，要素流动开放正转向制度规范开放。各地自贸区和海南自由港的责任是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标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自贸区以单项制度试验为主，而自由港以集成化的制度为目标。自贸区建设应对标国际、压力测试和风险可控。他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大门开、小门关”和“玻璃门”现象，说明改革在某些领域还没有到位。自贸区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努力未来是否能够在中国推广，取决于体制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机构部委的改革，地方事权的改革，配合自贸区的大胆试大胆闯，必将推动自贸区试验更上一个台阶。

顾学明建议在让渡事权的改革中，可以借海南自由港作三种尝试，即提供经济领域的高度自治权、自由港建设相关的立法权和具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有了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在闯和试的过程中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和方法。

周小川引用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历史阐述了开放过程中自我纠错的重要性。中国金融业从依赖单一的商业银行体系，到允许开展非银金融业务，过程中就曾出现过影子银行风险等问题，但金融改革不能因噎废食。过去进行的若干轮金融整顿，整顿的是开放中的一些乱象，而不是多元化发展本身。随着新制度规则不断成熟，今天的中国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已经非常多元化了，可见过去的金融改革努力实现了预期的成果。自贸区试验也是如此，需要有试错和自我纠错的胆量和气度。

国际经验

邓伟政和元喜龙带来了新加坡、阿布扎比和济州道在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时的经验。

邓伟政说，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从一开始就将自贸区或自由港视作自身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人才、外汇、资本和信息流动方面都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阿布扎比在建设金融自贸区的过程中有两大突破和创新。首先金融自贸区具有立法权，可以针对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直接立法，从而在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突破了本土法律的限制，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次，自贸区法律制度以普通法为基础，而非大陆法。普通法在私人理财、财富管理、基金和信托等行业具有较高确定性和伸缩性，有利于实现金融创新。建议海南在人才流动、法律制定和流程简化上多下功夫，尤其是建立独立的监管结构协调预算、人力和跨部门合作等事宜。

元喜龙十分欣羡习主席对海南发展的重视。认为济州道与海南岛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作为自治市，济州道从2002年起允许资本、人员和商品自由流通，包括实行了免签政策和鼓励投资的政策。济州道具有独立的行政权和立法权，但中央政府履行控制权。希望与海南加强学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