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下午最后一场分论坛，是《减税的逻辑》。这与本届年会首场分论坛《世界经济展望》，似形成某种呼应。尽管减税不是应对世界经济下滑的唯一良药，但却是各国普遍考虑、优先采用的政策工具。世界如此，亚洲如此，中国亦如此。

减税是改革再出发

孙冶芳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提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政府的这次减税？大家很可能认为，减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减轻企业的负担，现在的企业陷入了困难。另一个考虑，就是现在的中美经贸摩擦，美国人在减税，是不是中国也要进行减税？一般都是这样解读。

但是，从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和两会讲话看，我们似应从更高的意义上去理解减税。李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这次的减税是公平普惠、直接有效的一个改革措施，它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是改革再出发的体现。回顾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减税让利。所以，减税让利从来不是一个政策调整，它是一次改革。其实质性的含义，就是从减税入手，调整政府和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以及权利的调整和分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减税是财政在发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指出，按照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所有的减税都是逆周期的。当经济处在下行的时候，企业面临各种困难，包括税收。这时候，财政政策要减税。经济处在上行的时候，财政政策要加税。财政政策的核心和应有之义，是以逆周期的方式，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此次减税，财政政策发挥了它应有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恢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架构，令人欣喜。从各国实践看，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效力，是大于货币政策的。

从长远看，要辩证地看待税基、税率、税收收入的关系。减税是“放水养鱼”。企业的利润增大了，企业的活力增加了，经济就有了活力，税基就会扩大。减税，在短期内会减少税收。从长期看，却使我们的税收收入有了更加稳定的微观基础。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说，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依各国税情不同而不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其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因而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比如，经济上行的时候，个人收入水涨船高，在累进税率下，税负相应自动增加，就可以给经济降温。反之，经济下行的时候，个人收入普遍下降，税负相应自动下降，又给经济升温。

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中国学不来，因为中国实行的是间接税。美国减税，是在自动稳定器的基础上降直接税。中国减税，效果最明显的还是间接税，因为增值税占中国总税收的40%。

这次减税，直接的感受是企业税负低了。不仅如此。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间接税、价外税。流转税的税负，企业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中国主体的增值税，最后还是落在消费者身上。从收入分配上看，中国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上有巨富，中间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但占主体的是低收入阶层。所以，从根本上，本次减税，在让企业感觉轻装上阵的同时，最后也会惠及广大的中低消费者，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享受改革的红利。

降负同等重要

贾康认为，中国企业的负担不止于税，必须是“减税降负”双管齐下。比如，过高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名目繁多、以红头文件形式的行政性收费，还有官员不作为带来的隐性成本。

还有融资成本。对小企业来说，减税可能只是每个月少交几百块钱的事，但如果得不到融资，就是企业能不能过得去的问题。还有物流的成本，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降下来，似乎不超载，整个供应链就无法运转。

贾康建议，政府应将重点放在降低制度性成本上，要通过配套改革真正往下降，不光减税，还要降负。

意大利CANDY集团董事长FUMAGALLI赞同贾康的观点。他说，减税不能代替市场，不是包治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经济最重要的是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使经济实现软着陆，这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

减税降负重在执行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标强调，政策制定以后，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落实。税务机关在落实减税降费的政策方面，要不断采取措施，使中央定下来的减税降费落实到位，使税收体现法治社会的要求。要不断地转变服务理念，不断地改变服务方法，不断地严密监管体系，构建以信息化为支撑、以便利化为目标、以规范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保障的服务和征收管理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