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3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举行“经济学家一席谈:‘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

专家和媒体预计，作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供给侧改革将成为2016年经济学界的“绝对热词”。

在分析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三驾马车论”理论在中国耳熟能详，即经济增速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的需求强度。2015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指出：“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一言激起千层浪，这一观点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热烈讨论。

经济学家对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如同一条红线：一端是最新的理论成果，而另一端则联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

林毅夫：三驾马车仍然适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出席这场分论坛，并作为首位演讲嘉宾发表观点。

林毅夫并不认为三驾马车理论是错误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每一年的增长有三个来源，即出口、投资、消费的增长。每一年增长的会计一定是这三个来源，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用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跟出口增长这个会计恒等式，了解我们现在哪个地方增长比较强，哪个地方增长比较弱，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如果你要重视供给侧，那当然也需要投资。”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林毅夫提出：应当首先侧重解决“补短板”问题，例如高端制造业。在此基础上，通过简政放权等手段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经济会进一步增长，库存跟过剩产能、杠杆率都会随之降低。

同时，林毅夫也驳斥了另外一种观点。“很多人说我们要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呢？是因为中国投资和消费太少了。”

对此，林毅夫表示：“不能够再说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了，理想的状况是提高投资的效率。中国过去这样做，将来也应该这样做。”

此前，林毅夫教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表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如果能维持6.5%以上，加之人民币升值，到2020年，最迟到2022年，中国有望迈进发达国家门槛。

陈志武：宏观经济判断周期缩短，要多给市场一些时间

陈志武认为：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是以往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如果是市场自然引导的投资消费，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分清到底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

“由于现在有了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判断周期被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提示经常参与政策讨论的人，给市场一些时间。”

他表示：供给侧改革是针对以往过度依赖“三驾马车论”的纠正，多余产能需要及时淘汰。市场与政府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要善用两种工具获得经济的稳定。同时，他还提出：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是发展一个有深度的、可靠资本市场。

 Nicholas LARDY：中国供给侧改革更加全面和多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认为：重新考虑增长的三驾马车确实有必要的。他提出：近年来政府过度以来投资和信贷的扩展。过去生产力下降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也有其它原因。因此，重新考虑“三驾马车论”是必要的，如何对资金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分配，这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Nicholas LARDY也提供了关于美国供给侧改革的比较经验。“80年代美国的供给侧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减税，他们认为减税就可以推动当地的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他认为：针对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批评是不合理的。中国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更加全面，也更加有维度，曾经在美国出现的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OECD G20 协调人 Gabriela RAMOS：中国应该先找出目标

OECD G20 协调人 Gabriela RAMOS建议：中国应该先找出目标是什么。要实现这个目标，相配套的社会医疗投资，创新研发政府投资以及包括宽带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将是长期性的问题。

Gabriela RAMOS称：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困扰中国，全世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建议，应当通过市场来削减过剩产能。政府要适时发挥监管作用，但是，企业在市场中的介入和退出则不应成为政府的着力点。同时，政府也要注意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优化资源配置。

“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只把钱放到系统里，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他还同时强调：世界其他的经济体如果仰赖三驾马车是行不通的。“只让央行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与之配合的供给侧改革，没有与之配合的财政政策，这是行不通的。”

 Ajit RANADE  ：中国经济要看增速也要看基数

Aditya Birla Group 高级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工业联合会中国核心小组成员 Ajit RANADE 提出：“我们谈中国经济，要看到中国增长的基数非常大。我们谈增长驱动因素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因素。”

在凯恩斯大萧条时期，有人说消费支出太低了，有人说GDP当中投资增速过高了。但现在无论私有部门还是国有部门，我们都看到了需求不足，短期角度来说，必须针对这个问题。

同时，Ajit RANADE也表达了对于政府继续补贴亏损国企的担忧。

Bibek DEBROY：政府决策不应成为消费和投资的主要驱动

印度转型委员会（原印度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Bibek DEBROY表示，自己是从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角度来理解“供给侧”这一概念的。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就需要减少政府干预。政府的决策不应成为消费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

Bibek DEBROY表示：无论通过国企改革还是在金融部门，还是在储蓄结构和消费的提升当中，如果全球经济达不能强劲复苏的话，我们仍然缺乏需求的支持。

“现在名义上的GDP增长跟实际的GDP增长，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关键是考虑到现在的经济放缓，出口增长推动可能不会长期维系。所以现在是进行改革来调整效率的一个机会。这是供给侧改革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