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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培炎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四条路径
来源:博鳌亚洲论坛      发布时间:2014-07-17 18:13:40     浏览次数:1910008次

曾培炎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四条路径

7月17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 表曾培炎在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4年年会发表演讲,阐述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观察,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四条路径:一是“Remodeling”,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Rebalancing”,即经济结构再平衡;三是“Reforming”,即深化体制改革;四是“Re-engaging”,即中国经济再融入世界经济。

曾培炎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表现抢眼,中国一时间被大家塑造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10多个季度下行,分析家开始担忧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盘”。未来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成为时下时髦的话题,对于管理经济的决策者、探究规律的经济学家和寻找商机的企业家,都具有一种吸引力。

曾培炎指出,客观地讲,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递减,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外部需求趋弱,再加上经济总量基数增大,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经历经济快速起飞的阶段后,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期。亚洲、拉美的很多国家经过20年左右高增长后,经济发展变得缓慢甚至停滞,有时还伴随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跨过了这个阶段,更多的国家则没有这么幸运。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47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中国面前一个极具挑战的难题。

曾培炎说,中国领导人对这种风险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速换档期”,应更加理性地看待经济发展的速度,并将此称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强调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努力探索从传统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转变的新路径、新动力和新方向。中国经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少需要经过以下四条途径。曾培炎将其概括为四个“R”。

第一个“R”是“Remodeling”,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应。时至今日,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根据一般增长理论,中国到了一个需要更大发挥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阶段,应该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主攻方向,更多依靠创新和人力资本实现价值创造。

中国政府提倡并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探索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着力保护知识产权,更多地让科研人员分享对创新成果的权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培训力度,增加研发投入比重,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达2%左右,总量仅次于美国。新加坡强调人才立国,转型发展的实践十分成功,很多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劳动者素质近年来不断提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每年有700多万大学生毕业,比 10年前翻了一番。虽然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在减退,但高素质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新红利正在形成,这为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基础。这些高素质劳动者充分就业,还将会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无疑将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如果说,以往中国经济发展靠的是“物的投入”,那么未来就必须“以人为本”。

第二个“R”是“Rebalancing”,即经济结构再平衡。当代中国经济管理者先后经历了两种烦恼。30年前,商品供不应求,要想方设法加快生产。30年后,面临产能过剩,要研究如何“去产能化”。当然这也反映出市场供求总量的巨大变化。目前的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一般加工业的过剩,如过去重点发展的重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煤炭、初级产品等,这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然而,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仍然短缺。譬如,IT产业所必需的集成电路,近年来进口额已开始超过原油,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服务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说明,中国还需要推动产业结构的再平衡,加速 “优二进三”进程。“优二”是指优化升级第二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进三”是指积极推进第三产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空间结构上也需要再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了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为此,产业梯度转移和城镇布局调整成为了政策选择。中国政府在东部沿海打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增长极的同时,致力于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降低特大型城市负担,通过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带动中小城镇发展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从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改造着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产业结构与经济布局这两大调整相互交织,将会催生众多新兴产业和新兴城市,它们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三个“R”是“Reforming”,即深化体制改革。经济发展需要改革来释放动力与活力。30多年的改革推进到现在这个阶段,遇到的阻力和难度越来越大,涉及更为深刻复杂的利益调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层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改革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此,中国着力建立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国务院推行管理方式变革,重点是放松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把铁道部改组为铁路总公司,一年多来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479项,缩减投资项目政府核准,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铁路等领域,放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等措施。政府致力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市场监管职能,打造透明廉洁的行政体系。今年上半年新登记市场主体和注册资本金同比增长17%和75%,激发市场活力的效果颇为显著。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还包括财税、金融和国有企业。在财税方面,重点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加快建立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完善资源税制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金融方面,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允许民营资本作为发起人成立金融机构,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国企改革方面,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

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这轮改革的显著特征。这有利于防止“短板”效应,避免出现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而生的种种失衡问题。

第四个“R”是“Re-engaging”,即中国经济再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以本世纪初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到国际市场中。以2013年9月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标志,中国拉开了再次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幕。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国际通行的管理规则,是一种高标准、宽领域的开放模式,能够更紧密地同国际市场相融合和互动。上海自贸区实行自由贸易账户制度,将适时启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试验。需要强调的是,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这里取得成功的经验将在中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与此同时,中国加快了建设自贸区和参加国际多边协定谈判的进程。目前已建立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12个自贸区,中韩、中日韩、中澳自贸区和RCEP等6项谈判正在进行。致力于完善以WTO为主要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中美、中欧两个投资协定谈判。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激发亚洲发展的潜力。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打开国门让外国企业走进中国、让中国商品走向世界,那么现阶段的开放将使中国成为对世界全面开放的市场,也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促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加全面地相互融合。

曾培炎强调,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的这几年,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十分关键。我相信,通过有效实施以上这四条举措,可以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潜力,使中国经济走上质量效益更高、结构更加合理的发展轨道,顺利实现到2020年GDP和人均GDP翻番的目标,为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我们希望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性调整是一个稳中趋缓的过程,要避免陡然下降,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弥补要素投入放缓的影响,同时为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也有利于与中国有紧密经贸关系的国家作出适应调整。

曾培炎还就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中几个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做一简要介绍。谈到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问题,他说,对于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要靠改革和调整,而对一些经济运行中的短期问题,则要运用好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加以应对,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不小空间。根据刚刚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7.4%,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3%,进出口总额增长1.2%。应该说,经济下行的趋势回调企稳,各项指标在合理预期之内。展望下半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政策转向,还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会有一系列针对结构调整和民生保障的灵活的、微刺激措施。在财政方面,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对小微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继续推动“营改增”。适当加大投资力度,启动4G网络、铁路、水利、环保、棚户区改造等千亿元量级的投资。在金融方面,实施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解决资金错配问题,减轻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从全年看,定向降低准备金率将释放3000亿元的资金规模。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自行发放债券,缓解一些负债较重地方的债务风险和财政压力。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全年有望实现7.5%左右的目标。

谈到房地产市场拐点问题,他说,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同时又关系到社会群众的安居乐业。2013年,房地产新增贷款占全社会新增贷款总额的28%,再加上房地产相关产业的贷款,所占比重相当可观。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分化趋势明显。据有关研究机构分析,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收窄,上半年累计上涨2.6%,远低于去年同期的8.5%;二、三线城市则由涨转跌。价格走势的分化与政府的调控有关,也与国际热钱流出及居民投资性购房有所减少有关。客观讲,近年来城市房价上涨过快,房价高于居民支付能力,一些城市确实累积了泡沫,但如果房价过快下跌,也会引起有房者不满,导致销售下降、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和银行坏账增加,引发金融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城镇住宅存量已达到233亿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32.9平方米,平均每户家庭大致拥有一套近100平方米的住房,年度需求正在趋近峰值。未来需求将以新增市民和劳动人口的刚性需求,以及现有居民的改善性需求为主。综合来看,未来房地产价格既不会出现像过去几年的快速上涨,也不至于大幅下跌,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小幅涨跌后,逐步回归正常理性通道。

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他说,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连续出现4个月贬值,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6.26元人民币,为2012年末以来最低水平,受到各界关注。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回调,再次引发关注。他认为,这种波动是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市场的正常反应。去年以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国际资本回流导致美元升值。一些投资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原先一些投机热钱流出。进出口贸易趋向平衡,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与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10%峰值,降至2013年的2.1%,今年上半年继续延续这一趋势。这些因素都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基本处于均衡水平,改变了长期单边升值走势,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这是中国货币当局所乐见的,因为这客观上有利于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今年已将汇率浮动区间从1%扩大至2%。他认为,中国外汇汇率现在已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干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采取,譬如在外部资本流动出现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随着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增大,企业对冲金融风险的需求增加。中国将加快开发更多外汇投资工具,支持专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机构发展,提高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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